1965年7月12日下午2点，瑞士航空公司的一架巨大的道格拉斯式客机将从苏黎世起飞，途经日内瓦、希腊，黎巴嫩，巴基斯坦等地，最终将到达香港。

当飞机已经准备撤掉旋梯，即将准备起飞之际，从检票口匆匆走来了两男一女，共三位中国旅客，其中两个男人都穿着同样颜色的藏青西服，雪白的衬衫，结着深色的领带。

走在前面的男人，有70多岁，身材稍矮，高颧骨，宽额头，显得很兴奋。

走在后面的男人，有50多岁，身材修长，目光炯炯有神。

而旁边的女人也有50多岁，鸭蛋脸，宽额头，穿着一套银灰色的西装衣裙，体态丰盈。

当送行的人将他们送到一等座舱舷梯旁时，对三人郑重地嘱咐道：“请注意，在日内瓦和贝鲁特两个机场，千万不要走下飞机！”

那位50多岁的男人郑重的说道：“记住了，请放心！”

之后三人走进飞机，没一会儿，飞机便起舷升空。

没错，这两男一女，就是李宗仁和他的夫人郭德洁以及秘书程思远，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回到祖国大陆……

1949年11月20日上午10时，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从南宁乘专机飞往香港。

在香港，他严辞拒绝了蒋介石派出的几伙说客们的劝告，于同年12月5日由香港飞往美国，从此开始了他为期16年的流亡生活。

在此之前，李宗仁在广州迎宾馆他私邸的一次饮宴之后和白崇禧有过一场关于以后出路的谈话。

那一天，李宗仁以试探的口吻问白崇禧：“健生，现在国府大势已去，花谢水流，你手里还有些本钱，你准备何去何从？”

白崇禧感觉很难回答，很长时间没有说话。

李宗仁又问他：“事到如今，难道你真的没有想过？”

见李宗仁又问，白崇禧随即说道：“想是想过，就是无路可走。实在不行，你看台北如何？”

李宗仁太知道蒋介石的为人了，与他共事的几十年来，他不知吃了蒋介石多少苦头。在如此关头，他又听到自己的心腹让他去台湾寄人篱下，他的怒气一下子就起来了。

听到白崇禧这样说，李宗仁愤怒的把茶杯拍地一声墩在茶几上，猛地站了起来，脸胀得红红地说：“乌龟王八蛋才去台湾！”

说完此话，李宗仁转身离去，连头都没回。

李宗仁到达美国后，国民党政府监察院多次给李宗仁发去电报，催他回国，并且质问李宗仁是返国？还是辞职？还决议提请国民大会弹劾他。

但这些都被李宗仁以“病体尚需修养”为由拒绝了，之后便在美国定居了下来。

1956年4月，在香港的李宗仁的智囊人物程思远随港澳代表团来到北京，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

程思远从香港一路北上，在这一路上，他看到祖国大陆的发展，虽然跟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显得比较落后，但是与先前国民党统治时期相比，那简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5月1日当天，程思远登上了天安门广场的观礼台，他被首都人民盛大的节日游行深深的触动了。

在他的记忆里，曾经的天安门广场，发生过很多场游行，那些游行都是和国民党反动派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今天的天安门广场上，已经成为了一个歌声与欢乐的海洋，往日与今日，简直是“天翻地覆慨而慷”。

5月8日下午，程思远应邀参加了在政协礼堂三楼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欢迎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和其他爱国人士的盛大酒会。

在此次宴会上，周总理热情的与程思远握手，并对他说：“哦，程思远先生，我们是老相识了，还记得吗？1938年在武汉……”

程思远对周总理的记忆力感到震惊，那是1938年春天，当时，广西有一支全部由学生组成的军队，号称学生军，由广西出发，经过武汉开往徐州。

当时，刚从欧洲回国不久的程思远，也在这支部队里，他被派去用车子接周总理给学生军讲话。

此时此刻，这件事已过去了十几年了，没想到周总理还记得这件事情。对此程思远深受感动，他握住周总理的手说：“记得，记得。”

4天以后，周总理又专门设宴，招待程思远，在宴会中，二人相谈甚欢，在宴会即将结束的时候，周总理对他说：“请程思远先生向李宗仁先生和所有在海外的国民党人士转达我们的这样几句话：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我们赞成中国的一句古语：和为贵。大家应该相见以诚，团结对外。欢迎他们回来看看，保证来去自由。”

几天之后，程思远回到香港，他那个颗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他把自己回国的经历以及感受和周总理要他转达给李宗仁先生和海外国民党进步人士的话，一点一点写在的信纸上，他要给李宗仁寄过去。由于篇幅太长，他足足分装了几个信封。

此时的李宗仁正在美国新泽西州盎格鲁林镇自己的购买的两层别墅内。

李宗仁刚刚到达美国之后，曾在纽约一家医院里治疗胃溃疡，出院之后，他和夫人郭德洁选中了这个美丽而宁静的小镇，并且在这里定居下来。

李宗仁收到程思远的信后，并没有表现出那种欣喜若狂的情绪，而是用相当激烈的言辞给程思远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责备程思远：“如此重大之举，事前并无商量便擅自行事。”

此时的李宗仁为何会有这种反应呢？直到现在，不能说是个谜，但之后所有的资料并没有谈及，他的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到了1958年。

1958年秋，李宗仁给他的老朋友李济深写了一封信，在信的结尾部分，李宗仁颇有感情的写了这样一句话：“中国有句古语曰：树高千尺，叶落归根。”

从这一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李宗仁有了想要返回祖国大陆的愿望。李济深很快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周总理。

1959年10月，程思远再次来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之后又随代表团到东北各地进行参观。

回到北京后，周总理宴请了他，在这次宴请中，周总理向程思远谈及到了李宗仁先生想要归国的问题，周总理对他说：“李宗仁先生要回来，我们是欢迎的，但是现在时机还不成熟，适当的时候，李宗仁先生可以到欧洲走一走，你去见一见李宗仁先生，把你见到的一切和他的想法，都好好谈一谈。”

周总理还向程思远表示，李宗仁先生到欧洲去只是走一走玩一玩，但是必须按时回到美国去。

对于周总理的这一嘱咐，程思远不明白，直到他陪同李宗仁先生回到祖国大陆之后，才真正了解到周总理的深远含义。

程思远很快将周总理的这一嘱咐告诉了李宗仁，李宗仁随即按照周总理的嘱咐，于1963年5月14日，向当地移民局提出申请，他要去意大利等欧洲国家旅行。

移民局批准了李宗仁的申请，但同时也将此事通知了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局随即派出两名高级侦探，形影不离的跟踪他。

1963年12月9日，李宗仁由意大利罗马飞抵瑞士苏黎世，住进了一所当地有名的旅馆，他在等待程思远。

12月17日，程思远由香港飞抵苏黎世，见到了阔别14年之久的李宗仁。

故人一见，思绪犹长，二人进行了通宵达旦地畅谈。

第二天，二人便驾着汽车去领略了瑞士风光。

在休息的时候，李宗仁看见了几只山雀，他似乎想到了什么，便低声的说道：“可怜的东西，连个归宿也没有……”

之后，李宗仁又说道：“我们不能再像断了线的风筝似地，浮萍浪迹，漂泊溪东鸟却没有个归宿，尚且如此可怜。人更不能没有归宿。树高千尺，叶落归根。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中国去……”

那一天，他们谈了很久，从晚上一直谈到黎明。之后，在圣诞节之前，他们分别返回了美国和香港。

1965年3月，李宗仁给程思远写了一封信，他把自己急于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不愿在美国再碌碌无为的虚度残年的情感，全部融进了这封信里。

程思远收到信后，立马将这个消息汇报给了周总理。周总理认为李宗仁先生归国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果断决定：“李宗仁先生多年的夙愿，可以如愿以偿了。”

当在美国的李宗仁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此时的他，欣喜若狂，与9年前的那个他完全判若两人了。

4月12日，李宗仁再次来到移民局，表示要带刚刚手术之后的夫人郭德洁到瑞士休养。

因为李宗仁上一次的欧洲之旅并没有被美国联邦局发现有任何“不轨”之处，并且按时回到了美国。这就给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造成了错觉，认为李宗仁先生对美国充满了无限留恋之情，因此移民局很快就批准了李宗仁的请求，并且没有通知美国联邦调查局。

其实，这也是1959年周总理让李宗仁按时回美国的原因。

6月13日，程思远在香港收到了李宗仁幼子李志圣从纽约发出的电报，电报中说：“货已启运。”

程思远明白，这是暗语，它表示李宗仁先生已从美国出发，飞往瑞士苏黎世了。

程思远很快将这个消息报告给了周总理，周总理得到消息之后，请程思远速来北京，他要亲自同程思远商量李宗仁先生从欧洲回国的问题。

但是，程思远由于一些客观原因耽误了与周总理会面的时间，当他下午到达北京的时候，周总理已在上午乘飞机前往非洲国家访问了。

但是在临走前，周总理将这件事交代给了周荣鑫。

周荣鑫对程思远表示：“对李宗仁先生回归祖国的有关经费、技术、路线等各方面的问题都做了详细周密的安排。”

之后不久，程思远再次远赴瑞士苏黎世，与李宗仁会面，陪同他一起归国。

1965年7月12日下午2点，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以及程思远登上了飞往香港的飞机。

飞机起飞后，又在日内瓦机场降落并停留了半个小时，在此期间，虽然航空小姐几次劝他们下去透透气，但李宗仁等三人并没有下飞机，原因有两个：

一，当时香港及东南亚的一些华侨报纸，通过李宗仁卖掉美国的房产并到达欧洲推测出，李宗仁有可能返回祖国大陆，因此国民党特务已经开始有所行动了。

二、日内瓦和贝鲁特是世界上著名的特务和情报活动的中心，神秘失踪，神秘车祸，神秘绑架事件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因此，在文章开头，李宗仁等三人登上飞机之时，送行之人特别嘱咐：“在日内瓦和贝鲁特千万不要走下飞机！”

此时，安静地坐在飞机里，比下去透气要安全的多。

不久，飞机继续起飞，之后，在雅典做短暂停留后，又朝着巴基斯坦当时的首都卡拉奇飞去。

而就在此时，李宗仁将要回到祖国大陆的消息，已经从苏黎世传到了蒋介石那里。

蒋介石经过再三权衡，终于决定，宁可在全人类的面前承担血性暗杀的指责，也绝不能让李宗仁回归大陆。

暗杀计划在李宗仁到达卡拉奇几个小时之前，先期到达了卡拉奇。

暗杀计划是在李宗仁等三人到达卡拉奇时，在候机大厦的楼梯下面实行暗杀。

但是，就在这个暗杀命令从台北发出不到一个小时的时候，我驻巴基斯坦大使也收到了从北京发出的急电。

原来，暗杀密令已被被我方破获，国务院发出指令，要万无一失的保证李宗仁先生等三人的生命安全。

而此时正在飞机上的李宗仁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

1965年7月13日凌晨2点，飞机到达卡拉奇国际机场，飞机降落后，本来机票上是要飞往香港的李宗仁等三人，按照计划，要在这里下飞机。

当舷门打开之后，突然走进两个巴基斯坦军警，他们径直走到李宗仁三人面前，经过短暂的交流之后，三人随两位军警走下了飞机，坐上了一辆警车，车门关上之后，警车鸣起警笛，很快是出了机场。

而就在这时，坐在汽车副驾上等一个中国人回过头来，笑着和李宗仁等三人握手，原来这个人就是我方驻巴基斯坦的大使。

他向李宗仁表示，他奉周总理的指示前来迎接他们的，还表示说蒋介石已经在机场布置了暗杀他们的特务，因此才请巴基斯坦政府帮助，为了确保他们的安全，才动用了保安部的警车来接他们。

此时的李宗仁听到这些，眼眶已经有些湿润了，他握住大使的手说：“谢谢周恩来总理，谢谢您。”

李宗仁等三人被安排到了大使馆住下，并且一住就是三天，却没有一点安排他们回国的意思。

第三天晚上，李宗仁有些迫不及待地问大使什么时候回国？

大使含着歉意的微笑向李宗仁等人表示，这是周总理的指示，正在等待时机。

此时刚从非洲访问过来的周总理，正在上海等待李宗仁的归来，但是，我方又侦破了蒋介石准备派出飞机对李宗仁先生回国时乘坐的飞机实行拦截并强行摧毁的消息，因此才迟迟没有安排他们回国。

这个消息让李宗仁对蒋介石既伤心又痛心，他显得很激动，一个人走回了自己的房间。

蒋介石的行为，更坚定了李宗仁先生回国的信心，在沉思良久之后，他奋笔疾书写道：“……今日自有生之日，即是报效祖国之年，耿耿此心，天日可表。”

7月17日半夜，在睡梦中的李宗仁被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叫醒，原来是要马上安排他们飞回祖国。

李宗仁听后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匆匆忙忙的穿好衣服，走到楼下客厅，此时的大使早已在楼下等候，大使高兴的对李宗仁等人说：“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现在都在上海，他们非常关心你们的安全，只是我亲自陪同你们今夜飞回祖国。”

最终，在大使馆的周密安排下，李宗仁一行三人在卡拉奇神秘“失踪”，秘密登上了飞向祖国的波音707客机。

1965年7月18日上午8点，李宗仁先生乘坐的飞机安全的在广州机场降落。

李宗仁双脚一踏上祖国的土地，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稍作休息之后，李宗仁的又乘专机飞往上海。

上午11时，专机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降落，此时，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等早已在机场等候。

第二天，周总理专门设宴欢迎李宗仁先生的归来，在宴席上，陈毅副总理高兴地对李宗仁说：“欢迎你回来！你这一回来，北伐革命军的七个军长就有四个在祖国了。”

7月20日上午11时，李宗仁一行又称专机由上海到达北京，当他一步出机舱，瞬间被眼前的景象怔住了，舷梯下除了周总理之外，站满了欢迎他归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他熟识的国民党进步人士。

如此盛大的欢迎，让李宗仁非常激动，走下舷梯的他，一一和欢迎的人们握手。当走到当年国共和谈南京方面的代表和起义将领面前时，他更是百感交集。

1965年7月26日上午，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休息室里会见了李宗仁一行三人。

当李宗仁等人刚刚走进休息室时，毛主席便热情的迎上来，同他们一一亲切地握手。

毛主席对他们说：“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

在交谈的过程中，气氛逐渐轻松起来，谈话也越来越随便，当谈到李宗仁曾与蒋介石合作的时候，毛主席指着李宗仁先生说：“你是误上贼船啊。”

毛主席的这一句话让李宗仁显得有些尴尬，一时无话可答，而在一旁的程思远看到这种情况，他机智的接下毛主席的话说：“是，但是我们又乘坐这条贼船，到达了我们想要到达的彼岸。”

一句话说的毛主席哈哈大笑，也瞬间缓解了李宗仁的尴尬。

之后，李宗仁开始在全国各地参观，并受到当地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款待。

从此，李宗仁便在祖国大陆定居了下来，一直到到1969年逝世。